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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佬邱国鹭讲述成功投资案例:顺应规律投资 才能事半功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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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1-13 07:10:54 来源:中国基金报 作者:杨波

  中国基金业20年,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基金经理,中国基金报特别策划了对基金业20年最佳基金经理的系列专访,本期我们采访了业内知名的价值投资派代表性人物、高毅资产董事长邱国鹭。在3个多小时的采访中,他讲述了自己的早期经历和投资历程,有精彩的投资案例,有生动的故事和人物,更有他深耕投资20年的心得与潜心思考的投资智慧。

  邱国鹭出身书香门第,父亲邱华炳是厦门大学财金系教授,他很早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金融知识,读过很多经济学、金融学、历史等方面的书籍,并且在成长之初就近距离接触到许多之后的金融业界人士。

  邱国鹭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财金系,1996年留学美国,获经济学、金融学双硕士。1999年加入韦奇资本管理公司,因工作出色,2004年底成为公司合伙人。2005年,年轻气盛、一心想做出一番事业的邱国鹭,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,放弃当时60亿美元管理规模的韦奇资本公司的股权,与另外两个合伙人创立奥泰尔领航者对冲基金。因为独立运作一家公司牵扯精力较多,很难专注于投资,加之邱国鹭后来获得一家800亿美元规模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,因此,他在2007年选择在该机构设立的普林瑟斯资本管理公司的平台上运作。2008年,尽管金融风暴来袭,但因为充分对冲风险,邱国鹭管理的产品仍获得了两位数的正收益,在竞争激烈的对冲基金行业中初露头角。

  2008年10月,在次贷危机的疾风暴雨中,在A股最低迷的时刻,邱国鹭选择回国发展,加盟南方基金管理公司,任投资总监。

  回国之初,邱国鹭通过广泛的阅读和学习,快速了解中国市场,除了每周要看几十篇报告,他也读了很多书,做了大量的上市公司调研。因此,从美国对冲基金到国内公募基金,从美股到A股,他没有水土不服,甚至更加得心应手。2009年底,在南方基金2010年投资策略会上,他提出2010年十大预言,后来大部分得到应验,他也成为业界和媒体关注的人物。当时,国内微博正在兴起,邱国鹭在微博中记录对投资的观察和思考,以生动简洁的语言,倡导价值投资理念,得到投资者的追捧和认可,有几篇长微博更有三四千次转发和三四百万次阅读。他将这些文章集结成《投资中最简单的事》一书,广受好评。

  在负责公司投资管理工作的同时,邱国鹭也兼任基金经理,并获得了出色的业绩。2010年,邱国鹭开始管理南方基金旗下光大2号等多只专户产品,到2014年辞职,在4年存续期内,光大2号获得了优异的业绩。

  2014年初,邱国鹭辞去南方基金的职务,着手打造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,任董事长兼CEO,之后陆续加入高毅资产的几位合伙人皆为业内优秀的基金经理,引人关注。2015年,股市暴涨暴跌,高毅资产经受住了考验,在股市暴跌时旗下产品回撤较小,并且在当年7、8月份市场最低迷的时期逆市发行产品。在2016年、2017年蓝筹股行情中,高毅资产整体获得了相当出色的业绩,得到了渠道和投资者的认可,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快速增长,成为国内排名前列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。2018年以来,股市大幅震荡,但根据第三方公布的数据看,高毅资产整体业绩仍然保持平稳,在大型私募基金中居于前列。

  回国十年,邱国鹭用自己的实践,用高毅资产的实践,证明了价值投资在中国的有效性。

  打造高毅资产

  跟对的人在一起做对的事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为什么考虑做一个高毅这样的平台?高毅为什么能够茁壮成长?

  邱国鹭:一个基金经理要创业是很艰辛的,开门七件事,一件也不能少。我在美国创业时深有感触,后来找了一个平台,分一部分收益给它,我的生活质量、成功概率、研究深度、投资敏锐度都大大提高。

  因此,我再次创业时,就想打造一个这样的平台。我自己是基金经理,在别的平台上做过,我知道基金经理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平台。我在美国工作过的3家公司都是合伙制的,我知道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,利益应该怎么分配。

  合伙人之间相互投缘、和睦相处最重要。幸运的是,我遇到了另外几位合伙人,他们人品很好,投资能力也很强。如果说高毅过去三四年取得了一点成绩,主要是他们的功劳,我只是刚好跟对的人在一起做了一件对的事。

  我们有6个很资深的基金经理,几乎对任何一个行业,都有一两个人比较懂,大家取长补短,对我们认识世界、认识市场都很有好处。

  我们的特点是共同研究,可以有很多的争论和辩论,在这个过程中,可以把很多事情搞明白。我们很少争论市场走向或个股涨跌,我们争论的都是行业和公司的基本面,行业以后会怎么改变,哪家公司更有竞争力,哪家公司的战略是对的,哪家公司管理层品质更好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正如你所说,高毅的每个合伙人都很优秀,他们以后有没有可能也自己创业?

  邱国鹭:每个资产管理公司都可能存在这个问题。高毅的好处是,第一,机制比较到位,公司的股权激励机制、业绩分成机制、奖金递延机制,都考虑到了公司的延续性;第二,核心还在于公司的文化,我们的文化是以基金经理为核心,基金经理有充分的自主权和决策权,也有个人的独立子品牌;最后是人品,刚好我们遇到的合伙人的人品都很好,合伙人之间相处得也很好,感觉都比较舒服。这个行业的特点是优秀的投资人都财务自由了,不会为了财务的原因去委曲求全,一定得让每个人都满意。完全满意不可能,但还是能找到比较合理的最大公约数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高毅成立以来业绩优秀,得到了渠道和客户的认可,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增长速度也比较快,你们有没有压力?

  邱国鹭:高毅是定位于平台式的公司,是以基金经理为核心的,由基金经理自己决定产品什么时候开放什么时候关闭,公司会充分尊重基金经理本人的意愿。过去一年多,高毅陆续有不同的基金经理封闭申购自己管理的产品,现在大多数基金经理的大多数产品都封闭申购了,高毅的规模过去半年也比较稳定。

  2017年全年我只发过一篇全公司范围的电子邮件,其中讲了三种冲突如何处理:第一,当公司利益跟客户利益冲突的时候,客户利益优先;第二,当业务拓展跟合规冲突的时候,合规优先;第三,当规模跟业绩冲突的时候,业绩优先。这是资产管理公司都会碰到的三个问题。

  高毅的公司管理很扁平,也很简单,去年全年只开过两次全公司大会,一次是合规培训,另一次是年终总结。在去年业绩规模“双丰收”的情况下,在年底总结中,我们成绩只总结了三分钟,问题谈了三小时。翻开历史,我们会看到很多一时暴红的资产管理公司,也深知,在市场上一时的成功很容易,但持久的成功是很难的。

  资产管理行业要成功,首先是要有好的机制,吸引到优秀的人才,才能创造优秀的业绩,然后才是理想的规模,这是合理的顺序。如果通过各种营销手段直接去追求规模,短期可能有一些效果,但长期来看是没有持续性的。

  从技术上讲,高毅的几个合伙人从业经验都比较丰富,都有管理大资金的经验和能力,投资风格也是偏左侧投资,提前进提前出,容量比较大。我们经常都是买早了或卖早了,买完继续跌,卖完继续涨,特别是逆向投资,买的是人家不要的东西,基本是你想买多少就有多少。有的公司,你现在一天买十个亿一点问题都没有,因为大家都在卖,2016年1月份你去买白酒股,也是要多少有多少,即使基金规模大一些,对投资的影响也不大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为什么会参与创立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?

  邱国鹭:资产管理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,怎么招募人才、培训人才、激励人才、挽留人才,是公司的重中之重。招募人才方面,高毅还是有点号召力,我们的基金经理都很优秀,对人才也比较有吸引力。激励方面,我们成立之初就想得很清楚,也很成熟,挽留跟激励基本到位。接下来就是培训,怎么培训人才?

  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由高瓴资本创办,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大卫·史文森任名誉理事长,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任理事长,我担任院长。一年招二十几个学员,去年有近1000人报名,学员都是一级市场、二级市场的一线投研人员,有公募基金、私募基金的基金经理、研究员,还有股权投资人士,他们平均有5~8年投资经验,甚至个别有二三十年投资经验,完全可以来当老师。

  具体的课程,主要由高瓴讲一级市场,高毅讲二级市场。合伙人讲自己擅长的东西,比如张磊讲零售行业,高瓴TMT合伙人讲TMT,邓晓峰讲通信行业,冯柳讲消费品行业,也会在外面请一些资深专家来讲课。每个月会布置一个课题,分成4个小组,研究不同的样本,做2~4个案例分析,研究一些我们普遍比较关注的问题,如新能源、电动车、新零售等。

  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的定位是后MBA,因为学员基本都读过硕士,又有实践经验,讲的都是比较贴近实践的。学制两年,第一年是学习,上10次课,第二年是实践,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问题大家一起讨论,以期学以致用。

  一些学生的履历、经验不亚于我,在许多方面可以当我的老师,所以,大家是亦师亦友,互为师友。过去一年,我从这些学员身上学到非常多东西,平常很难有机会听老师们系统地讲课,几乎每次课我都会去听。高毅的研究员可以跟着一起旁听学习,对高毅形成系统性培养人才的氛围也有帮助。

  对股市前景不悲观

  贸易摩擦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目前大家对股市比较悲观,你怎么看?

  邱国鹭:未来永远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,有些不确定性是你知道的,有些不确定性是你不知道的。一个市场大的系统性风险,主要有三个来源:

  第一是估值泡沫,像2007年或2015年上半年,估值太高,下跌起来会很猛,其他时间基本是波动,目前是处在波动阶段的后期,估值已经比较低了。

  第二是基本面有大的恶化,原来赚钱的公司,现在不赚钱了,或者经济有大的调整,出现经济衰退或崩盘。但即使把贸易摩擦考虑进去,中国经济也不会崩盘,因为从2011年到2015年,中国经济经过5年漫长而充分的调整,中间有五十几个月PPI是负增长,PPI是工业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,PPI为负说明企业有巨大的压力,因此,这5年的洗牌是比较充分的。2016年、2017年以来的复苏相对比较温和,库存不高,过剩产能不多,基本面泡沫不大,不太可能突然出现断崖式下跌。

  第三是央行大幅收紧流动性,资金成本迅速提高,这也不太可能,今年已3次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,近期,国务院常务会议称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,央行投放也大幅增加,政策正逐渐放松。

  这是我们对股市前景不悲观的主要原因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你对中美贸易摩擦如何看?

  邱国鹭:我不是专家,很难具体去讲中美贸易摩擦会怎么演化,但我们要知道底线在哪里。中国有非常大的本土市场,产业链布局比较完整,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1/3左右,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另外,我们没有很严重的外债,又是高储蓄率的国家,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崩溃论是站不住脚的。

  日本跟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打了20年的贸易战,这并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,到后期,日本人均GDP已经接近并超过美国,它们两个经济体有直接的竞争,而美国的人均GDP现在是中国的四五倍,所以中美经济还是有互补性的。大家不要看到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,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转口贸易,出口一个iPhone手机给美国1000美元,中国的附加值并不多,但体现的即是1000美元的顺差。

  在供应链早已全球化的背景之下,我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发展到不可收拾,在一定范围内双方应该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合作和妥协。当然,中美贸易摩擦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漫长,中间回合会比较多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你对中国经济如何看?

  邱国鹭:我一贯是偏乐观的。说到底,中国经济是在增长的,股市虽然涨涨跌跌,但有一部分上市公司还是不错的,买好公司长期看会有不错的回报。政府手上有很多牌,经济一旦出现下滑的迹象,政策就会开始放松。很多人都只看到负债率,也应该看资产端,中国政府拥有土地和国企,资产端还是有较多资源的。

  大家还有点担心地方债,我认为也是可控的。中央如果想救,肯定救得了,目前只是想打破一下刚兑,但都在风险可控制的范围内。去杠杆是手段,防风险才是目的,不可能为了防风险,弄出更大的风险,虽然也有这种可能性,但政府是很谨慎的,不要低估执政者的智慧。

  很多问题看起来很大,但都有解决的余地,中国现在GDP是80万亿元,经济还是很有韧性的,不像一些小经济体,没有抗风险能力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在目前的行情下,你会怎么操作?你看好什么行业?

  邱国鹭:对于股市,不必太悲观。很多上市公司的估值,基本上是反映了对中国经济特别悲观的一种预期,比如金融股。

  港股中很多金融股估值已非常低,一些金融股的市净率已低于0.5,比2008年美国金融股的估值还要低,这反映了一种极为悲观的预期。为什么便宜是硬道理?因为便宜反映了一种非常悲观的预期,未来超预期的概率就很大。从有些金融股的估值看,似乎中国经济一塌糊涂,银行的坏账要到10%以上。实际上,我们关注到银行的坏账过去8个季度已经持续改善,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小恶化,但没有市场担忧的那么严重。

  另外,银行之间分化很严重,我们最近把17家银行的会计报表做了一个深度的系统性梳理,发现不同的银行之间差别很大:首先,对坏账确认的标准差异非常大,逾期是客观的,但坏账的认定是主观的。第二是坏账的拨备,不同的银行也不一样,有的拨备是100%多,有的拨备是400%多。这是存量的概念,再看流量,过去一年,有的银行新增的拨备是新形成坏账的两三倍以上,而有的银行计提的坏账还不足以覆盖它新增的拨备。

  其实,银行这几年走得并没有那么差,特别是龙头银行股,近年来就走得挺好。现在,我们只需要判断一件事,就是中国经济不会崩盘,这是胜算比较高的。

  “股票不过是穿着股票外衣来参加华尔街化装舞会、长期资本回报率为12%的债券。”记住巴菲特在1977年说的这句话,也许可以帮助你多一些耐心。

  无论投资还是做公司,有些人喜欢顺势而为去找风口,我们则是顺规律而为,找出不变的规律,然后顺着规律去做,不计较短期的得失,时间稍微拉长一点,效果就出来了。就像庖丁解牛,顺着事物的规律、原理去做比较容易,如果违反了内在规律,要进行下去会很困难。

  早期经历

  学霸+最早一批股民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你父亲邱华炳是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、经济学院院长,可以说是家学渊源。

  邱国鹭:我从小读书不算是特别努力,但学习成绩还不错,高中时参加各种竞赛,物理竞赛、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都得过福建省第一名,数学竞赛也得过奖。家里人一直觉得,我没做科研有点可惜。高中毕业统考,我是福建省第二名,因此也获得了大学保送资格。

  “家学渊源”谈不上,不过,因为父亲是老师,家里书多,所以,我从小读了很多书,涉及经济学、金融学、历史等方面。在经济、金融、投资方面,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父亲,除了在理论上、实践上的引导,他的言传身教,包括他的生活、学术圈子,对我影响都很大。厦大财政金融专业很强,父亲有很多学生,应该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接触资本市场的人,他们谈论的话题,我当时不一定听得懂,但也算耳濡目染吧。

  可惜父亲英年早逝,今年是他去世15周年,我和我母亲、兄长一起,捐赠设立了厦门大学邱华炳教育基金会,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怀念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股市?

  邱国鹭:我很早就开始对股市感兴趣。1992年,厦门开始发老十家的股票,5块钱买一张认购证,几个月以后可以认购股票,一个身份证可以买5张认购证,我组织了一批同学和我母亲公司的同事去买,还记得,我跟同学打牌到凌晨4点多去排队。认购证本质上就是期权,而且杠杆很大,万一不能行权,也就是浪费一天亏5块钱;如果行权,可以赚1万,当时1万块都可以买间房子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股市和衍生品交易,算是赚了第一桶金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1996年,你去了美国留学,请讲讲当时的情况。

  邱国鹭:去美国读研,我申请了塔夫茨大学读经济学硕士,后来又申请去罗切斯特大学学习金融学,两个学校我都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。经济学和金融学在国内感觉很接近,其实区别很大,经济学是偏原理、偏宏观的,是基础学科,金融学是偏数学、偏定量、偏实践的,是应用学科。

  我本来的计划是攻读金融学博士,在美国,博士学位要先上两年课,再写3年论文,我完成课程、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,但论文没写,拿了硕士学位就去上班,投身基金行业了。我父亲对我没读完博士一直耿耿于怀,总觉得我有点“不务正业”。现在想来,我自己也还是有点小遗憾的。

  加盟私募基金5年成合伙人

  价值投资第一课终生难忘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你是怎样进入基金行业的?

  邱国鹭:我1999年毕业,正值纳斯达克泡沫的顶峰,美国的就业情况非常好,失业率是几十年的最低点,跟现在有点像。在美国,研究生毕业后一般都先去卖方,券商研究所可能每年要招几百人,买方则很少直接从学校招毕业生,中型基金公司一般一年就招一两个人,只有年份特别好的时候,可以直接去买方,所以,从一定意义上讲,我是当年科技股泡沫的受益者。

  我去了很多公司面试,最后决定去韦奇资本。这是一家私募机构,管理资产数十亿美元,只有不到100个机构客户,在投资上也不做对冲,而是价值投资、长期投资,美国有很多这样专为机构管钱的私募基金。

 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策略分析师兼定量分析师。做宏观、做策略要求有大局观,从整体看问题;定量则很客观,什么都要用数据、程序去测试,以前所有技术分析的指标,包括移动均线和日本蜡烛图之类的,我基本都用程序测试过,结论是大多数都不准,没法交给程序去用。实际上,股市中有很多是伪经验。正确的做法,你做10次可能对六七次;错误的做法,你做10次可能对三四次。某个人可能只经历了错误中对的那三四次,他就可能会把一些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经验。定量的好处是,能够不断测试,到底什么东西好,什么东西不好,都可以用数据去检验,这养成了我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。

  我工作干得也还不错,5年半提拔了3次,从研究员升到总监,再到执行副总裁,最后成为合伙人。投资就是这点好,你做了贡献都看得见。2004年底,我成为公司合伙人,拥有一部分公司股份,公司当时规模是60亿美元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你的第一个老板对你影响很大?

  邱国鹭:韦奇资本的老板非常优秀,27岁就担任美国第四大银行的研究总监。他是公司创始人也是首席投资官,是铁杆的价值投资者,对我投资影响非常大。非常幸运,能够遇到他。

  我刚到公司就给老板当助理,他经常给我出一些题目,教给我很多东西,从投资理念到对市场历史的研究,那几年我读了很多书,成长得特别快。

  我加入时,公司业绩已经连续5年落后于市场,公司规模也从30亿美元跌到了20亿美元。我们的客户是机构客户,主要看5~7年的滚动业绩。连续5年业绩落后,公司有很大的压力。面对纳指的疯狂,老板身上那种淡定和独立思考,还有他的坚持,让我终生难忘。当时,大家都在说“这次不同了”,他却坚定地说“这也会过去”。

  2000年3月份,纳斯达克泡沫破灭。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泡沫,纳指从5000多点跌到1000点,下跌了80%,第一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股票最低跌到几毛钱。

  之后的6年,从2000年到2005年,韦奇资本每年的业绩几乎都是名列前茅。

  这就是我投资的第一课。这段工作经历,对我的启发,对我形成投资理念、研究方法、研究体系,至关重要。你看我现在的抗压能力比较强,因为我老板当时的淡定给我的印象特别深。

  老板退休的时候给了我两大本过去积累的旧杂志、旧报纸的剪报,按行业分类,整理得非常好。我一进公司,他就培养我读旧杂志、旧报告,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。现在大家整天担心中国的杠杆太高,经济会崩溃,你要去看历史上的《商业周刊》、《财富》,美国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觉得美国国将不国了,70年代担心通货膨胀,80年代担心日本赶超,后来又担心坏账,这类文章好多,总是有人对未来充满忧虑。

  为什么要有历史的眼光?因为只有拉长时段,你才能够把很多事情看清楚,它的体量、重要性到底是什么级别的,才不会听风就是雨,总是生活在惶恐之中。反过来,大的危险逼近的时候,你才会敏感一些,懂得去识别它。

  读旧报告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有助于判断卖方研究员的水平,把他3年前的报告拿出来看看,他3年前讲的故事、吹的牛,现在到底怎么样?有没有用?中国的卖方有一批非常优秀的研究员,只要看看历史上的报告,就很清楚。

  为理想辞职到华尔街创业

  2008年熊市获两位数正回报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为什么会离开韦奇资本去创业?

  邱国鹭:当时我年轻气盛,觉得做一名对冲基金经理是很酷的事情,觉得自己也可以像巴菲特、索罗斯一样优秀,一心想出去闯荡,就跑去了纽约。

  2005年,我与两个合伙人创设了奥泰尔领航者对冲基金。离开韦奇资本,我作为韦奇资本合伙人的股份就没有了。后来韦奇资本规模增长到100多亿美元,粗算一下,那些股份几乎是我当时全部的身家。当时还年轻,关于这些股份的价值,都没怎么想,说走就走了。

  创业后,我们公司业绩还不错,但是运作很辛苦。后来,我开始跟一家规模800亿美元的金融集团合作,我到他们的普林瑟斯资本平台上去运作,他们给我出种子资本和营运资本,帮我做营销和运营。这样,我就可以专心做投资了,少操心那么多琐事,生活质量和投资的敏锐性都要强很多。我后来打造高毅资产这样一个平台,跟这段经历有关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2008年,你投资的情况怎么样?

  邱国鹭:2008年百分之七八十的对冲基金是亏钱的,因为大多数对冲基金没有充分对冲。我们是充分对冲的,所以,虽然全球股市暴跌,到2008年10月我回国时,公司还有两位数的正回报。我们当时投资了美国、加拿大、韩国和中国香港,投资策略是市场中性、国家中性,并且在同行业中做对冲,行业风险也是中性,我们买进低估值基本面扎实的公司,卖空同行业中高估值、基本面有水份的公司。打个比方,在2008年的暴跌行情中,好的白酒股肯定比一只垃圾的白酒股跌得少。

  经历过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和2008年次贷危机的人,心态会比较好,比较淡定,对市场的过度反应,无论是过于乐观还是过于悲观,都有一定的识别能力。有时候大家动不动就很恐慌,却是市场的过度反应,像2016年初,港股的估值杀到跟2008年一样低,国企指数估值跌至50年的最低点,但2016年的状况比2008年好多了。

  2008年底加盟南方基金

  每周读几十篇报告快速学习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2008年10月你回到中国,加盟南方基金,当时你在美国的公司有多大规模?为什么考虑回国?

  邱国鹭:我当时管理的基金已经具备可以做起来的规模了。公司最早创立的时候有另外两个合伙人,后来因为独立运作太累,我找了个平台合作,就把另外两个合伙人的股份买了下来。

  我回国,一部分是家庭的原因,我父亲去世后,我想多陪陪母亲。另外,我跟高良玉总谈了几个月,高总有理想也很实干,我很认可高总和南方基金。当时中国公募基金业的管理规模不大,我觉得中国基金业的发展空间巨大。各种因缘聚合,促成了我下决心回国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你大学毕业后就去美国待了快13年,从业近10年,回到国内会不会水土不服?

  邱国鹭:我刚回国时是以快速的学习来适应新环境,我读了好多书,每周都要看几十篇报告,通过广泛的阅读和学习,快速了解中国市场,并且实地调研了很多上市公司。为什么国外有些优秀的基金经理来中国不一定做得好?因为理念是一回事,还得接地气,了解中国国情,了解具体的市场情况、行业情况。

  我到南方基金时,上证指数从2007年最高点下跌了超过七成,在历史性低点1664点附近,大家已经完全没有信心。我看到政策已经转向,估值已经低估,所以明确提出要加仓。

  2009年1月,作为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,我提出指定性的决议要求,让基金经理加仓券商股到一定比例,因为券商股在市场见底时向上弹性最大。我在南方基金6年,这是我们投决会做过的唯一一个指定性决议。

  一个策略管10年

  锁定三大领域打造能力圈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你回国不久就开始写微博,你强调行业格局,关注一些增速变缓但集中度提升、龙头公司利润大幅提升的行业,近10年的市场验证了你当初的判断。

  邱国鹭:投资一家公司,本质上是要分享它未来现金流的一部分。行业格局清晰,胜负已分的行业,盈利的确定性很高。很多人喜欢在早期的时候去赌马,的确有人赌对,但概率很小。一项新技术出来的时候,总是群雄混战,很难分辨出谁是赢家,我愿意等到分出胜负,像《孙子兵法》中所说,胜而后求战,而不是战而后求胜。等行业集中到一定程度,前三名占据半壁以上江山,这时候谁好谁坏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,你不但可以投,还敢出重手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2010年,你开始管理南方基金的专户产品光大2号,到2014年辞职,光大2号在4年存续期内业绩优异,请讲讲这一时期对净值贡献比较大的有代表性的投资案例。

  邱国鹭:我在美国刚入行的时候,曾问过公司一位资深合伙人,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基金经理。他说,很简单,你只要记住两条:第一,把客户的钱当作自己的钱来珍惜;第二,把二级市场的股票投资当作一级市场的实业投资来分析。

  过去10年,我主要是投资一些胜负已分的行业中的一些优质公司,像一些大白马公司,经常出现在我的组合里。你要看我的组合,会觉得很无趣很乏味。大家肯定也会觉得,你过去十年八年就找了一堆大白马,没什么意思,谁都会啊。

  我现在很少讲投资,因为没什么新东西,讲出来,人家会觉得这人真没新意,投资理念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,投的股票也就是这些。

  为什么过去10年我就这么几句话,就这么几个行业?因为我是以做实业的眼光做投资,追求的就是具有不变核心竞争力的公司,它们10年前就是行业老大,现在还是行业老大。当然,要在一个善变的市场找到不变的公司,也不容易。

  市场每天都在变,我们做投资,研究的却是市场背后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:经济规律、行业格局、供需关系和商业模式,猜测市场的情绪变化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收益,但那是不持久的。因此,投资真的很“无趣”,这是一种常态。就像那些去赌场的人,有的人是去玩的,有一晚上消费百万的贵宾室,但那些真想去赚钱的人,需要很理性很严谨,并不好玩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你能在十年八年前把这些公司找出来,还能够经常跟这些公司为伍,这一点就很难做到。你刚才说投资是一件很“无趣”的事,这个说法很新鲜,也发人深省。

  邱国鹭:我是一个策略管10年,不怎么变,因为我不擅长追逐变化,更擅长在变化的现象中寻求不变的规律。

  过去10年,人家问我看好什么行业,我在任何时候都是讲三大类行业:金融地产、品牌消费、先进制造。为什么呢?这几个行业符合我的标准,行业格局很清晰。我从来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会等胜负已分、事情很清晰了再投资,反正总是有机会能买到,A股波动性很大,常常出现很好的买入时机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这就是巴菲特说的“能力圈”?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,对某些公司、某些行业获得超出几乎所有人的理解,这样就能够对公司未来长期的表现,做出更准确的判断。

  邱国鹭:每个投资人都有自己的能力边界和局限性,没有边界的能力就不是真的能力。

  我不追求研究特别难的东西,而是把相对简单的东西研究得很仔细、很清晰,针对不同的行业特性,弄清决定行业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,什么样的公司算好公司,什么样的价格是便宜。把很多东西想明白了,就能对行业进行估值,知道它什么时候是便宜,什么时候是贵,就可以在公司很低估的时候,坚定买入并持有。

  几个月前,桥水的达里奥来中国,媒体安排了我跟他的一个对话,我问过他一个问题,他一直说人要不断挑战自己,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,但巴菲特却说投资人应该蹲在你的能力圈里面,这两个矛盾怎么解释?

  后来我自己想明白了,他们一个讲的是研究,一个讲的是投资。研究应该要走出舒适圈,不断挑战你的极限,但是,投资要躲在你的能力圈里面,研究的范围应该比投资的范围广。你可能研究10样东西,最后搞明白了3样,就在3样里面投,但你不能只在3样里面研究。

  “熔断”时买入8只白酒股

  逆向投资不是技能而是品格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你特别强调估值?

  邱国鹭:我是深度价值投资者,不是成长型价值,对估值的要求比较高。

  我把选股简化为估值、品质、时机三个要素,时机很难掌握,我基本会淡化掉,或者通过估值去判断,便宜的时候多买,贵的时候少买,品质只要做好功课并不是太难,但品质有时候还难以判断,估值是相对最好把握的。

  A股市场的好处是,往往能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很优秀的公司,像有的白酒、消费龙头公司,我们都是在市盈率10倍左右买的,还有2016年底以15倍市盈率买入某安防公司。

  最近又有一批优秀公司开始变得非常便宜,因为大家又开始在恐慌,其实贸易摩擦的后果并没有市场担忧的那么严重。日本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跟美国打贸易战,打了20年,中国的体量比日本大得多,市场也大得多,没什么好怕的。当然,如果市场不恐慌,也没有便宜价格买到优秀公司的机会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逆向投资的难点是什么?

  邱国鹭:投资做了20年,我深深体会到“人弃我取”的道理,逆向投资是超额收益的重要来源,投资领域的集大成者大多数都具有超强的逆向投资能力。

  但逆向投资并不容易,经常会买点、卖点掌握不到完美。经常买早了,因为你觉得便宜,但还可能更便宜,也经常会卖早了。因为我们是要讲安全边际的,最后一段涨幅经常赚不到,没关系,我可以再去找其他更低估的东西。

  市场是一个拍卖系统,最后的顶点总是最疯狂的人在定价,就跟在拍卖会上面,最后的买主肯定是那个最狂的、愿意出最高价的人。极端的价格常常是由最大的傻瓜决定的,所以,股价上涨时超涨,下跌时超跌。1999年纳斯达克泡沫时,我碰到某行为金融学教授,他自己有个对冲基金,那年卖空网络股亏了很多钱,他感叹说:我知道他们傻,但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傻。这个教授前不久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
  这是逆向投资的难点,顶部和底部只是一个区域,你肯定买不到最低价也卖不到最高价,很可能抄底抄在半山腰。买早了还要能熬得住,领先两步成先烈,只要能熬得住,还是有可能成先锋的。

  不在乎短期最后一跌的得失,是逆向投资者的必备素质。所以,逆向投资是最简单也最不容易学习的投资方式,因为它不是一项技能,而是一种品格,品格是无法学习的,只能通过实践慢慢磨练出来。

  在A股这样急功近利的市场中,能熬、愿熬的人仍然不多,因此,逆向投资在未来仍将是超额收益的重要来源。

  “股票不过是穿着股票外衣来参加华尔街化装舞会、长期资本回报率为12%的债券。”记住巴菲特在1977年说的这句话,也许可以帮助你多一些耐心。

  中国基金报记者:你入行20年,在国外、国内做投资都取得良好的业绩,你打造的高毅资产发展得也很好,你怎么评价自己?

  邱国鹭:我是一个很勤奋的人,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,我大量的时间都在阅读和思考。我会读很多书,读很多报告,跟很多人交流,做很多的思考。

  我试图寻找普适性的、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投资规律和行业规律。如果说我在投资上取得了一些成绩,我只是掌握了几个常识,掌握了几个一般的行业规律和基本的投资规律,然后在这些规律中不断反复应用。在很多时候,我业绩并不是特别突出,但几年累积下来却能领先大多数人,这就是我的风格吧。

  高毅这几年发展得还不错,主要是其他合伙人和团队的贡献,我们也是顺着资产管理行业的规律去做,当然运气的成分也很大。

  无论投资还是做公司,有些人喜欢顺势而为去找风口,我们则是顺规律而为,找出不变的规律,然后顺着规律去做,不计较短期的得失,时间稍微拉长一点,效果就出来了。就像庖丁解牛,顺着事物的规律、原理去做比较容易,如果违反了内在规律,要进行下去会很困难。

关键词阅读:邱国鹭

责任编辑:仇霞 RF100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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